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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画像（丁聪绘）

1、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潘汉年指导协调了鲁迅的葬礼，使之成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抗日示威游行

22、1938年春在广州黄花岗（左起：夏衍、潘汉年、茅盾）

3、1951年，陈毅、潘汉年（左二）等参观上海鲁迅纪念馆

4、1955年4月，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罪而遭逮捕审查，后被判刑并开除出党，从此蒙受20多年的冤屈。这是湖南茶陵县洣江茶场，潘汉年曾被羁押在这里

蒙冤后的潘汉年和董慧

▲潘汉年、董慧夫妇

▲1938年潘汉年与陈云等在延安（右起：陈云、潘汉年、滕代远、李富春、项英）

▲抗战期间潘汉年（右一）、廖承志（左二）、郁风（右二）等在广州

▲1938年7月潘汉年（后左一）、廖承志（前右一）与文化界人士在香港

解放初期的潘汉年▲

潘汉年手迹

声名赫赫的中共特工

凡是比较仔细地阅读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或中共党史的人，都会依稀记得，在这一时期发生的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地下斗争故事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中，常会瞥见“潘汉年”这个名字。

1929年，时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的他，召集在上海的党员作家和进步文学工作者座谈，由他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新精神，立即停止对鲁迅、茅盾的批判。蜚声遐迩的左翼作家联盟，也是由他召集筹建起来的。

1931年，中共特科主要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白区工作环境更趋凶险严峻，几乎所有打入敌特机构的中共情报人员被迫撤离原岗位之际，他成为中共特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继陈赓、李克农之后，担起情报部门重组和工作恢复的重任。

1933年，19路军发动反蒋的福建事变，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常驻在不久前还处于敌对状态的19路军中，直至起义政权被蒋介石瓦解。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实施战略转移，他与何长工受命同不满蒋介石的粤军将领谈判，和粤军达成消除对立、互通情报、互相借道的协议，使处境困难的红军，顺利通过本为西部军事屏障的粤军防区。

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作为陈云的副手，潜往白色恐怖中的上海，与那里处于瘫痪状态的地下组织联络，以设法尽快打通中共和共产国际联系的渠道，汇报遵义会议的结果及红军的近况。之后他又与陈云前后脚奔赴莫斯科。

1936年，他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件，秘密往返于莫斯科、上海、香港、西安、保安之间，频繁会见宋庆龄、沈钧儒、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及张学良、陈立夫等人，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实现奔走铺垫。

1937年，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要角色之一，又以周恩来助手的身份，参加了周恩来和蒋介石在杭州就国共第二次合作问题进行的谈判。

抗战8年，他是康生任部长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常出没在香港、上海及淮南等敌占区域主持情报工作。他周旋于日本侵略者、汪精卫政权和国民党势力之间，甚至多次深入虎穴，同策划了汪精卫叛国的日本特务头目影佐祯昭、汪伪政权的特工首脑李士群面对面地角力。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建树了勋绩。

解放战争期间，他坚持在国统区从事他熟悉的情报和统战工作。特别是在香港，他成功地领导策动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上海海关、两航在港机构的起义；为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他亲自组织了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三百余名民主人士从香港到东北、华北解放区的秘密输送，无一失误。

新中国刚刚成立，他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市委第三书记。

然而，不过5年，他就在中共揭批高岗、饶漱石集团之际，以“内奸”罪名逮捕。从此，潘汉年这个名字便被从历史中抹去，后来的人几乎不知道中共历史上曾有这么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著名特工。

一说起特工和谍报工作的历史，就不禁让人想到，现如今，潜伏敌营的谍报斗争题材，已成为中国影视的大热。但其主要情节大多离不开打打杀杀，成为谋杀加办公室游戏的离奇演义。殊不知，隐蔽战线的斗争是多维度且丰富的。

从1935年到1938年初的这段时期，中共隐蔽战线的英杰们，更多的是活跃在高层的统战说服、合作谈判及创办报刊向广大民众做舆论宣传之间。而这正是潘汉年主掌隐蔽战线工作后呈现的特色，他把大量的有文化、高素质的人带入秘密工作的队伍，他改变了隐蔽战线最初时期的成分结构。潘汉年和在他周围的许多隐蔽战线的战友们大多是以文采超群、学识渊博、言谈恳挚、交际广泛见长，而打黑枪施拳脚一类的事他们是不干的。

例如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初期，潘汉年从刚刚沦陷的上海转移到广东省的省城广州和香港，他在这其间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统战工作展开的。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依然需要从事情报工作所要具备的敏锐洞察力和过人智慧。

他的活动登上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公报

自1936年10月始，潘汉年就被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作为与国民党方面秘密接触的代表，就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民族矛盾上升的形势下再次携手合作进行谈判。他在上海一直工作到1937年12月底日军进驻上海一个多月后，才结束了自己离沪前的全部交接和布置的工作，与夏衍等人搭乘一艘法国邮船前往香港。

1938年2月，潘汉年接到上级指令从香港奔赴武汉，向中共长江局领导汇报他在撤离上海前的工作。长江局肯定了他在上海的工作后，曾打算安排他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去工作，当郭沫若的助手。

但国民党方面的相关负责人以潘汉年“色彩太红”为由，拒绝他进入政治部第三厅。长江局遂安排潘汉年仍旧回香港，与廖承志携手统战工作。

潘汉年在返回香港途中，先于广州停留了一段时间。和他同船撤到香港的夏衍，此刻已经在广州恢复了《救亡日报》的出版，展开了统战和文化宣传工作。而廖承志也恰于此前来到广州，开始筹组“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

廖承志和潘汉年的先后到来，加强了广州的统战和文化宣传工作以及地下工作的领导。他俩分别以八路军代表和中共统战代表的身份，积极推动了这一区域抗日活动的展开。

在先于他们来到广州的夏衍、郁风和黄苗子等人的建议下，廖承志和潘汉年经预约拜访了当时的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吴铁城大摆宴席热情地招待他们，还在其省政府公报上对此事大加渲染。吴铁城这样做，显然是想借助与中共以及其他进步人士高调接触和亲近的姿态，给自己塑造一个开明和热心抗战事业的形象。

而中共地方组织及“八路军办事处”若要争取在广州活动的更多便利，更加放手地展开抗日和统战工作的宣传，恰恰需要吴铁城这种公开接近与合作的姿态。

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共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自从在上海担任文委工作之后，潘汉年就开始了统战工作的历练，逐渐领悟了这一利器的无尽妙用。如果说毛泽东、周恩来是中共创造这一政治利器的大师，潘汉年则可以说是在他们熏陶和点化下成长起来的佼佼者。

潘汉年和廖承志拜访吴铁城，吴铁城对宴请他们的广为宣传，很快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广东军方实力派人物余汉谋的神经被触动了，他以为吴铁城如此这般大张旗鼓是在和他争夺舆论的影响力。

在广州这块地盘上，长期盘踞于此的余汉谋不想让从中央政府空降而来的吴铁城风光独占，因而他也必须为自己塑造开明进步的形象，表明自己虽是赳赳武将，但政治和文化宣传工作、统战水准亦不在别人之下。他请在其军中负责政工工作的谌小岑出面，设法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

谌小岑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左恭，找到了潘汉年和廖承志。潘汉年知道谌小岑一直与有中共背景的人保持着联系，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前期，他也扮演着积极牵线搭桥的角色，因此得到左恭的传话后，他随即同意和廖承志一起见谌小岑。

在同廖承志和潘汉年见面时，谌小岑告诉他们说余汉谋如何如何希望与中共打通关系，共同搞好广东的抗战运动，建议廖承志、潘汉年二人能与余汉谋会面。

廖承志、潘汉年认为在大规模的全民抗战启幕之际，最大限度地扩大中共的政治影响，让广大人民群众以及海外侨胞及时了解到中共愿意团结一切有爱国之心的国人共同抗日的立场，是当下应着力展开的工作。因此，他们要抓住一切机会同国民党上层人物接触，向他们表明中共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下，要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主张，最起码争取到减少摩擦和平共处。

他们通过对当时广东的各方面情况和各位当政人物背景的分析，认为应该去拜访余汉谋。而且他们在与余汉谋会面后，又登门拜会了此时的广州市市长、潘汉年两年前打过交道的曾养甫。

潘汉年在广州停留的短暂期间，恰逢新成立的中共华南局在广州召开负责干部会议，研究中共在华南地区的工作。潘汉年出席了这次会议，还在会议中讲述了他在上海接受周恩来指示展开工作的经验，并对中共华南局今后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关系的协调给予了一些帮助。

与孔祥熙一家周旋

广州的工作结束后，潘汉年回到了香港，此刻的香港还保持着自由港的状态。由于东方明珠上海沦入日军之手，由于内地大批社会名流、声名显赫的财经人士和文化人士的到来，这个曾因上海的崛起而稍显黯淡的岛屿又逐渐热闹了起来，其重要地位骤然回升，成为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其中国内地和海外华人联系的纽带作用也再度受到重视。

先于潘汉年到香港的廖承志，这时正向海外华侨发起为在抗日前线艰苦奋战的八路军募捐寒衣的活动，潘汉年随即积极参与其事。由于廖仲恺的声望，廖承志一家人在海外华侨中很有影响力，而潘汉年则有着八路军代表的身份，两人配合默契，活动办得有声有色。

有过陕北根据地生活体验的潘汉年，对根据地的艰苦深有感受，在他为国共和谈往返西安、上海的那段时间里，毛泽东曾几次指派他向张学良、宋庆龄借款、筹款，以维持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在极其贫瘠的陕北生存。

因此，如何为根据地解决一点财政问题，始终萦绕在潘汉年的脑际。他希望在同国民党的当权派人物打交道时，能顺势做些这方面的工作。然而，与国民党当权人物打交道，是一项既复杂又很讲究策略的工作，必须把握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尺度，还要耐心等待机会。

机会，总是青睐那些有充分准备的人。

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正在香港，实际操持孔家控制的中信局业务，利用承包进口军火军需物资掌握大量外汇的特权，投机倒把，假公济私，捞足了油水。孔令侃的行径引起了社会广泛诟病，舆论沸扬，以致被港英当局将其驱除出港，这让孔家极为难堪。特别是孔家与蒋介石的关系世人皆知，因此孔家也不免忌惮这沸沸舆情或有一天惊动了蒋介石，使他感到其领袖声誉颜面受损而发起脾气来。

就在此时，正受到孔祥熙倚重的胡鄂公给居住香港的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出了个主意，要孔令侃出面宴请中共在香港的代表人物潘汉年和廖承志，以此向外界表明孔令侃还是怀有抗战之心、愿与主张抗日的中共联系接触的人，并非只是一个贪鄙之徒。

胡鄂公在上海时就和潘汉年有情报关系，1932年，经由金融界冯耿光介绍，他结识了孔祥熙，后被尊为智囊，与孔家建立起非同一般的关系。他是在给自己添加一层特殊的保护，以便于其秘密工作的拓展。他向孔家提出这样的建议，实际上为中共与国民党政界高层接触制造了机会。

廖承志、潘汉年接到孔令侃的设宴邀请，心中很清楚孔令侃内心别有所图，肯定是想要和共产党方面做交易。潘汉年考虑到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当时还没有得到行政院的所谓正式承认，因而得不到应有的行政经费保证，处境艰难。如果通过这边做做工作，使陕甘宁边区政府得到行政院的承认，给予定期的经费，陕北中央和红军的处境就会好得多。孔令侃是掌握着国民党当局行政、财政两大权的孔祥熙之子，或许能通过打拉孔令侃，间接地对孔祥熙施以影响。

出于这样的考虑，廖承志、潘汉年出席了孔令侃设的宴请。但中共掌握的报刊，对孔家的批评和揭露并未在此后止息，这让孔家依然无法摆脱舆论压力。孔家自然也明白，中共的批评态度绝不可能因一次交往一顿宴请就有所改变。

不久，孔家得知潘汉年将奉命回陕北述职的消息，马上派了一名亲信去见潘汉年。在递给潘汉年一张飞往武汉的机票后，这位孔家亲信解释说：行政院当初没有正式批准承认边区政府，是CC系从中作梗，而绝非院长孔祥熙有意刁难。希望潘汉年在回到延安时，向中共高层就此作些解释。

虽说中共领导下的边区未能从国民党政府那里得到常规的经费，但孔祥熙方面表示，愿意在力所能及的权限内，利用救济、补助的名义，给边区政府一定的经济支持。边区政府除了和设在陕北的救济代表联络外，还可以直接给孔祥熙本人发电报。为此，来人交给潘汉年一本密码，请他转交边区政府。

后来，孔祥熙果然在得知中共陕北根据地出现灾情后，委派专员韩天耀将10万元法币送到了延安。孔祥熙此举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毛泽东在陕北根据地的一次谈话中说：“孔先生这次做了一件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和国民党打了长时间交道的潘汉年，当然知道孔家不会无缘无故向中共示好，紧接着他就听到来人转弯抹角地说出了孔家的附加条件，希望潘汉年向中共的宣传领导机构做些疏通，示意所属的报刊不再对孔家做过于凌厉的批评攻讦。

潘汉年对孔祥熙愿意在经济上给陕北边区政府一定的支持，表示欢迎。然而说到与中共宣传机构疏通的问题，潘汉年表示他此刻不能做什么承诺，但他回到延安会向中共领导层反映，建议对此作出适当的反应。

1938年8月，潘汉年踏上了返回延安的路。他在途中经过武汉时，将孔祥熙提供的那份密码，交给了在此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他还将孔家提出的请求和对中共方面的意见向李克农作了叙述，请李克农直接报告中共中央。

潘汉年冤案

1955年3月，在中共全国党代会上解决了史称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中共核心层出现尖锐斗争，这在新中国还是第一次；且高、饶事件的发生，对毛泽东震动很大。因此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几次讲话，对一些曾受高、饶影响，及与高、饶有某种牵连的人交代问题和自我批评，给予了肯定；同时严肃指出高级干部历史上如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应主动向中央讲清楚。现在把问题讲清楚，党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毛泽东的一番话，使潘汉年感到不安，他与饶漱石共事多年，分管过同样的工作，列在饶漱石名下的错误，有些他是要分担责任的；但更主要的是，由于长期在复杂的环境中从事特殊工作，他的工作特质，决定了他的行为，不能以通常的规则来约束规范。一旦细细推敲自己经历的每一片段，便会猛然惊出一身冷汗。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潘汉年内心深藏了多年的不安被触动了。

1943年在南京，汪伪特务李士群、胡均鹤曾挟持潘汉年去见汪精卫。出于对获取高层机密的执着，且自信可以在虎穴龙潭从容进退、履险如夷，他在最不合适的时机，在没有向上级请示的情况下就与汪精卫会面，而后来形势的发展证实了他的抉择是个致命的失误。

可他紧跟着又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即没有将自己失误的行动向组织汇报。他在游移踯躅间错过了机会，直到12年之后才向组织交代。

1955年3月31日，潘汉年把当年会见汪精卫的前因后果以及经过写了出来，并于4月1日交给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陈毅看了潘汉年写的材料，感到问题十分严重，对潘说：“你的问题，我一定向中央汇报。”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潘汉年的交代材料，这位曾经几度对潘汉年嘉许备至的领袖，看罢大笔一挥，作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的批示。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向潘汉年宣布了中央对他实行逮捕审查的决定。

潘汉年随后被囚禁在北京的功德林监狱。196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并无充分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判定潘汉年犯有三罪责：一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秘密投降了国民党，充当了国民党特务”，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内奸活动；二在“抗日战争期间，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当了日本特务，并与大汉奸汪精卫进行勾结”；三在“上海解放后，掩护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并供给盘踞在台湾的敌人情报”，致使敌机在1950年春天对上海进行了连续轰炸。

冤案由此铸成，潘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文革”后，已被安置到劳改农场的潘汉年再次被收监，后于1975年送往湖南省公安局所属的第三劳改农场。1977年的4月14日，潘汉年病逝。

“文革”结束后，经陈云、廖承志等人的一再敦促，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潘汉年一案进行全面复查。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股票配资入门知识，正式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曾被判定的三项罪名均被否定，潘汉年冤案至此得以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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